之后第三个问题又来了，北海镇要搞的虚君制，如何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？

十八世纪的带清，是一个拥有90%农民的农耕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，跟老百姓讲共和，纯属对弹琴。说白了，别看北海镇目前治下的老百姓有一百多万，可要是论起搞共和制的基础，估计连一半都没有。

从古到今，从东到西，尽大多数的政治社会都是建立在非理和暴力的基础上，但历代统治者都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论证。被统治者对统治的合法论证的信服，是政治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前提，古典社会中尤其如此。

那么摆在陈青松面前的问题是，什么样的政权在古代中国才有合法？答案显而易见。

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，不是说北海镇的武厉害，把满清收拾的满是包，把沙俄打的跟孙似的拓地万里，就能证明北海镇有统治的合法，因为中国文化里本就不看重这个。否则的话，当初蒙元也好，满清也好，南下打统一战争的时候，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反抗。

实际上纵观东西方政治，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确的线非常困难，而且无法说前者比后者更民主，因为只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定在仪式化上，二者其实差别并不大。君不见另一时空历史上，拉那么多搞军人独裁的国家都说自己是民主共和国。

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里，不是皇帝亦或是大臣，仅是政治上的一个官位，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。天不尽职，不胜任，大臣可以把他易位，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。不明白这一，就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。

说实在的，政治哲学问题陈胖并不擅长，毕竟他当年在制里的工作是副职，属于务实而非务虚。他越想越复杂，结果把自己给绕去了，纠结起君主制的合法来了。

分人只能成为被统治者？某特定的政治模式存在的理由是什么？

要知服从某个政权的统治和承认这个政权有统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。由暴力产生的屈从不会让被统治者有从心底认可的政治义务，一旦赖以维持的暴力基础被削弱，自然会有人起而推翻。质或情的动机可能于习俗、畏惧和惩罚的情绪，但人的心理层面的情况往往是多变的，不能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。

共和的原则是“天下为公”，也就是调所有公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。当然了，士大夫阶层对这是最喜的，因为这意味着“统”又重回他们的怀抱，甚至连“治统”都能分一杯羹。宰相制和内阁制么，地主阶层挥斥方遒的时代又来了。

“即使是最者也决不会大到足以永远主人，除非他把力转化为权利，把服从转化为义务。……力是一理的力量，我看不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德。”

在除了满清以外的中国传统政治里，皇帝不能独裁，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，然而后世的无数人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。

《孟》上说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，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之服孔也。诗云：“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”此之谓也。

然而对于刚从带清朝治下摆脱来，连个大字都不识的广大老百姓，你告诉他如今变天了，你也能对朝廷的制度发表意见了，他一定会认为你在撒癔症。有那闲工夫，还不如多拾掇两亩地，让家里人吃饱饭，让孩有书读，以求摆脱命运来的重要。…

某些人会说了，北海镇拳大啊，那还不想怎么着怎么着？民智不开，普及教育就好了。问题是那也得有段时期才行。北海镇的基础教育固然搞的不错，尤其是北海军，识字率达97%。但和整个带清三亿多老百姓比起来，连毫都算不上，更不要说南面还有一千万熟读孔孟之的读书人。

所以要想让天下老百姓接受共和，那就得通过一场场的运动行改造，改造读书人、改造陈规陋习、妇女解放等等。问题是确定留在本时空的就这21个人，土地改革还没开始搞呢，其他再跟着一起上，极容易引发政治动，到时候大家只能卷铺盖卷溜之大吉。

卢梭说过一段话，即便赵新非常不喜这个人，却也承认对方讲的很有理。

以汉唐宋为例，汉代是宰相首长制，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员制，最议事机关称政事堂，后来改称中书门下。一切政府法令，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，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，没有政事堂盖印，即算不得诏书，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。…